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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包公观后感党员,廉正清明,两袖清风,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包公观后感,欢迎阅读!

包公观后感 党员

  包公观后感【1】

  包拯对仁宗寄予厚望,他希望仁宗“薄赋敛,宽力役,救荒馑”,重现“幼有所养,老有所终,无夭阏之伤,无庸调之苦”的尧舜盛世。当时的现实却是,北宋王朝进入中期,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,因循苟且、腐化之风蔓延,官僚盘剥,农民苦甚。因此,包拯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,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,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1/3。

  其时,赋税名目繁多,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、支移以及头子、仓耗。所谓“折变”,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,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。折来变去,官员们从中牟利,纳税人负担加重。“支移”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。如果移地交纳现金,官方还要索取“脚钱”。“头子”与“仓耗”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,只不过后者找一个“仓库损耗”的名义,巧为立目而已。

  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,立即上奏折《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》。奏议中说,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,却被官府折变为100文,外加脚钱、头子、仓耗40文,共计140文。这样“二倍诛剥贫民”的“非常暴敛”,必须立即取缔,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“纳本色”,即以实物交付。

  同时,包拯发现淮南、江浙、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,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。他心急如焚,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,并由此推及“诸杂科率”,一再要求朝廷下令“权且停罢”。当时官府用物,均摊派给民间,虽云购买,却比市价低。这种强制性的临时赋税被叫做“科率”。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,可谓解百姓于倒悬,据《宋史·刘挚传》中记载,“民欢呼至泣下”。

  包拯的这些奏议,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,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,爱民之心,跃然纸上。在行文中,他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“虽有前件圣旨指挥,本处官吏并不遵禀”,并具体指出:“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,不虑民力困竭,上下相蒙,无所诉告,为国敛怨,莫甚于此。”谁都知道,这种报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,但包拯直言谠论,并无顾忌。

  包拯赈救的范围不仅包括灾难深重的农民,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。罢巡驿、保民田、除放欠、改盐法、救饥馑的奏议,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。这里还有一个例子。有一个叫向绶的人,为官不法,为上所察,他怀疑有人告发,私加拷问,逼其自尽。事发后,向绶故旧多方偏袒,诬罔告发者,干扰案件处理,导致“九十余人依旧收禁”。包拯上书,为被收禁者叫屈,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,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。

  包公观后感【2】

  包拯,字希仁,谥孝肃,北宋真宗咸平二年(公元999)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(今安徽合肥所辖肥东县包公镇包村),包拯父亲有一定文化,做过小官,薄有田产。小康之家耕读为本,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,包家亦不例外。

  《肥东县志》上说:“包拯少年在乡读书,亦耕亦牧。”天圣五年(公元1027)包拯进士及第后,曾经被朝廷两次授官,均因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尽孝,直到双亲病殁,守孝三年,才出任天长知县,时年38岁。

  在地方,包拯担任过知县、知府、转运使等职。在中央,他由权度支判官、监察御史里行、户部副使、御史中臣、三司使,一直做到枢密副使任上离世。我们知道,北宋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中丞领导的御史台,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使领导的三司,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使领导的枢密院。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,在皇帝的总揽下,由宰相、副相、枢密使、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共同组成国家最高领导核心。所以,包拯的职位是相当高的。

 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民本的高度统一。包拯具有鲜明的忠君思想。在一封奏札里,包拯写道:“臣生于草茅,早从宦学,尽信前书之载,窃慕古人之为,知事君行己之方,有竭忠死义之分,确然素守,期以勉循”,而“骤被殊用,置诸侍从之列,擢处谏诤之班,臣于此时敢忘图报”!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,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,能够被朝廷委以重任、视做心腹,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。基于这样的心理,他特地上书仁宗“请建太子”,希望赵家王朝“传之无穷”,因为“太子天下之根本也”,只有建立太子,才能“巩固王室”,“挫奸雄观望”,否则“必稔祸于将来,恐非社稷之福”。这样的忠君思想,可谓臻于极致了。

  包拯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。古人很早就提出“民唯邦本,本固邦宁”、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民本思想,这一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,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拯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。他反复对仁宗说:“民者国之本也,财用所出,安危所系,当务安之为急。”“民者国之本,财用所出,安危所系,而横赋暴取,不知纪极。”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,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。

  难能可贵的是,包拯思想中的忠君与民本是和谐一致的。那么对于包拯来说,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性何在呢?

  在《请差灾伤路分安抚》中,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,请求从速安抚,否则酿成大乱:“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,民失其赖,流亡日众……况今秋苗稼既槁……凋残之民朝不谋夕……饥则盗起,盗起则奸雄出,奸雄出则不可制矣,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!”他讲得很明白,如果官不爱民,民不聊生,“奸雄”就会揭竿而起,后果不堪设想。类似这样的话,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。能够看出,包拯不仅自己爱民,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。包拯将之当做最大的“忠君”,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与民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!可以说,包拯“忠君”的目的固然在于“君”,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,其忠君与民本高度统一的积极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。

  包拯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,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,其刚直乍看起来真有些不近人情。这种性格的形成,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,长于农村,而且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,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;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,仁人志士忧国爱民的胸怀,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的品格,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;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。刘筠是翰林学士,刚毅正直,疾恶如仇,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,两度外任庐州,而包拯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。

 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为基础、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而形成的。

  包公观后感【3】

  包拯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。在任何一个职位上,他都关怀民生,锐意改革,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,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,都如实向朝廷报告,并提出解决办法,请皇帝“特降指挥”。在包拯看来,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。

  包拯留下的著作,除一篇家训、几首短诗外,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,其中有55篇奏议,竟弹劾本朝官员多达61人!这61人中,贪官污吏首当其冲,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“庸人”也不在少数。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,皇亲国戚如张尧佐、郭承佑、杨景宗等,均在被弹劾之列。譬如,他认为宋祁“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”;张方平身为三司使,“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,无廉耻,不可处大位”。宰相宋庠,“自再秉衡轴,首尾七年,殊无建明”,却“安处洋洋,以为得策”,而作为宰臣,“与国同体,不能尽心竭节,灼然树立,是谓之过,宜乎当黜”。一时间,“包弹”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。

  “包弹”中以“六弹张尧佐”最为惊心动魄,包拯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,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。

 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,原为地方小官,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,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,为张尧佐加官晋爵。张尧佐因养女得势,扶摇直上,任至三司使。包拯刚一主管谏院,便履行“以言为职”的职责,和几位同仁一起,弹劾这个“徒缘宠私,骤阶显列”的“凡庸之人”。谁知仁宗变本加厉,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,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。消息传出,朝野哗然,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,支持包拯,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。结果,建议无效,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,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。

  在廷辩时,包拯情绪激动,离开座位走近仁宗,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,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。包拯百折不挠,继续弹劾张佐尧,前后共达六次之多。他反复说:

  五六年超擢张尧佐,群臣皆窃议于下,然而迹其过不在陛下,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……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,乃从谀顺指,高官要职,唯恐尧佐不满其意,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,此岂爱君之心哉?(《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》)

  张尧佐久以非才……臣等累次论列。陛下欲务保全,乃曲假宠荣,并领要职。求之前代则无例,访以人情则不安。臣实忧危,罔知所措……况执政大臣,与国休戚,不能执守建明,曲有阿徇,成此过举,俾天下窃议,谓陛下私于后宫。(《再弹张尧佐》之一)

  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,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“私昵后宫”。封建时代,帝王雄居万人之上,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,作为臣民,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,需要多么大的勇气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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